【代号名称】“格鲁吉亚修道院”行动
【英文名称】Operation Georgian monastery
【发起者】纳粹德国
【行动时间】1943年
【目的】秘密监视梵蒂冈和德国各主教之间的联系
【背景】
二战时期的梵蒂冈一直给人以神秘感，它跟纳粹德国的关系也饱受争议。英国国家档案馆公布了一份英国军情五处的秘密档案，这些材料显示，德国曾派出纳粹间谍伪装成修道士渗透到梵蒂冈，结果由于间谍们对女人比对修行生活更感兴趣，他们的身份很快暴露了。
梵蒂冈自1929年建国之初，就宣布自己是中立国家。1937年，罗马教皇庇护11世公开谴责纳粹主义，德国所有天主教会的讲坛都宣读了这份教皇通谕，这被视为第一个官方反纳粹宣言。希特勒为此勃然大怒，纳粹也招募线人，广泛搜集有关教会财政状况的情报，连主教、神父和普通天主教徒的政治观点和活动也在其调查范围之内。
罗马教皇庇护11世
1939年3月，新任教皇庇护12世即位后，梵蒂冈极力避免卷入一场即将爆发的世界大战。但纳粹对罗马教廷的防备没有改变。
纳粹德国主要对教会活动的两个方面感兴趣。梵蒂冈明显对共产主义怀有敌意，教皇对苏联的敌视也是有目共睹：在苏芬战争期间，庇护12世谴责苏联进攻芬兰；1941年，教皇重申通谕，禁止天主教徒帮助共产主义者，也不允许教徒向苏联提供军事援助。
希特勒与庇护12世
然而，希特勒却无法摆脱一个不合逻辑的念头，即梵蒂冈和苏联将会结盟。因此，当1942年庇护12世让两名天主教高级神职教士前去学习俄语时，柏林开始不安和焦虑。此外，纳粹领导人如马丁·鲍曼和海德里希对所谓的“政治天主教”极为关注。纳粹高层确信，教会试图在德国建立除纳粹党之外的第二大政治力量，于是他们秘密监视梵蒂冈和德国各主教之间的联系。
因此，尽管后来庇护12世一直被批评在拯救犹太人方面做得太少，还有人表示，梵蒂冈和柏林甚至有一种默认的同盟关系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：纳粹不仅不信任梵蒂冈，还派出大批冒牌神父，前去窥探梵蒂冈是否有针对纳粹德国的密谋。英国军情五处最新的解密文件证明了这一点。
这份解密文件显示，纳粹为了刺探情报，让间谍们假扮成修道士潜伏在梵蒂冈。这一方案由生活在罗马的一个反共纳粹同情者——迈克尔·凯迪亚想出，该方案被称为“格鲁吉亚修道院”行动。
凯迪亚的这个想法迅速被柏林的纳粹官员认可。
令德国人没想到的是，英国情报部门对凯迪亚的来历一清二楚。
欧美主流媒体对教皇的反纳粹立场多有褒扬
【行动经过】
1943年秋季，由于盟军进展神速，罗马即将解放，德国人不得不准备撤出罗马，“格鲁吉亚修道院”行动的步伐也加快了。此时，英国军情五处得到了以意大利警察身份作掩护的线人朱塞佩·多西的告密，他在报告中写道：“（纳粹的）阴谋是利用罗马那幢拥有外交豁免权的梵蒂冈建筑物”，“该计划（包括）在罗马建立一所受梵蒂冈保护的格鲁吉亚修道院，然后让间谍们混在修道士中，并同德国情报部门保持联系”。多西的报告还进一步指出，修道院内的两间房屋“专门用于存放发报机、电池和其他秘密材料”。
柏林方面认为，在修道院中伪装成修道士和神父堪称最完美的掩护。随后，纳粹出资、凯迪亚出面，在圣伯多禄大殿以北的罗马蒙特维多区购买了一幢建筑物，改造成修道院。6个德国间谍伪装成修道士和神学院学生潜伏于这个修道院。
然而，事件的进展完全不像纳粹预期的那样，这些间谍不久便引起了梵蒂冈官方的怀疑，原因是这些人不仅对天主教教义缺乏了解，还对女人特别感兴趣。
后来，梵蒂冈方面给德国驻教廷大使写了一封信，称已知晓纳粹这一行动的基本情况，并对其表示“谴责”。“格鲁吉亚修道院”行动被迫中止。
【后续】
据相关报导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德国人对梵蒂冈这个基督教世界中心有一点认识很清楚：它流言盛行，谣传肆虐。德国驻梵蒂冈大使恩斯特·冯·魏茨泽克1943年向柏林的外交部报告说：“我们不要那些不可靠的流言蜚语，我们要的是确切的、事关重要的消息。”
魏茨泽克负责控制当地的间谍网络，他手下的间谍们负责监视盟国大使们的行动、窃听电话、监听梵蒂冈无线电广播和拦截电报。
【关联性】
“格鲁吉亚修道院”行动属于特种情报行动，它只是纳粹众多秘密行动中的一个。
此类军事行动浩如烟海，“历史脉动”发不过的、以及尚未发布的有很多：
“喜鹊”行动：撒出去希望的种子，收获到尴尬的耻辱；
“野风信子”行动：美国之所以失败，这种幼稚的做法功不可没；
“金唇”行动：无与伦比艺术美感后面的神奇礼物；
“北极圈”行动：一场游戏一场梦的魔幻世界，等等。
以“修道院”为代号的，在“历史脉动”不久前刚刚发出过一个——“修道院”行动：对于战争别太当真，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就是游戏。
【影响】
教会史专家罗伯特·格雷厄姆表示，庇护12世模糊地知道正在发生着什么。不过，为了同德国人抗衡，教皇更多地依靠他周围人的忠诚，而不是采取反间谍行动。魏茨泽克曾在报告上注解说，教皇的亲信保守着他们的秘密，“一丝不苟地进行着工作，因为信仰在支撑着他们。”
另外，不少于5家纳粹情报处在罗马活动，他们提供的情报经常互相矛盾。因此，德国人几乎得不到教廷的核心机密。
【评论】
历史上因为宗教发生的战争，是战争起因的很大一部分，尤其是欧洲的基督教、天主教及西亚的伊斯兰教之间。这点虽然令爱好和平的人们憎恶，但鉴于这些宗教的扩张性特性，本不足为奇。然而，对与己无关的他国战争公然发出自己的观点，这就有些过分——既然欧洲国家的政治已经是世俗化的了，宗教就该远离政治，更不应该主动介入，无论是非对错，虽然对于梵蒂冈这个政教合一的极为特殊的例子有些例外。因此，也难怪纳粹对教皇采取这样一种措施。
格雷厄姆在他跟人合着的著作《不畏神圣：1939-1945年纳粹德国针对梵蒂冈的间谍活动》中称，虽然纳粹在罗马的渗透没有成效，但德国人的密码破译工作非常成功。
纳粹系统性地拦截、破译和读取了教皇同他在世界各地的代理人之间的秘密通信，成功破译罗马同教廷驻柏林公使恺撒·奥森尼戈大主教之间的通讯密码就是一例。
【相关资料】
罗马教皇与纳粹的关系比较耐人寻味，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探究价值——天主教与世俗政治的关系。2015年9月基础图书公司出版了一本名叫《教廷谍影：教皇对希特勒的秘密战争》的著作，恰恰反映的就是历史的这个诡异脉动。此书384页。
《教廷谍影：教皇对希特勒的秘密战争》封面
根据此书的研究，已故罗马教皇庇护12世是个充满矛盾的角色，在对待纳粹主义的态度上也如此。与部分人认为的、在二战期间无所作为甚至偏袒德国不同，这位拥有成熟政治手腕的宗教领袖，一度对纳粹势力的扩张口诛笔伐，随后却基于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陷入了沉默。
近日，长期研究二战及梵蒂冈对外政策的美国历史学者马克·雷布林，在其新著中揭示了庇护12世在位期间的种种真相与谬见，让其“政治家教皇”的形象更趋立体化。
1939年3月12日，是罗马教皇庇护12世（原名尤金尼奥·玛利亚·朱塞佩·乔瓦尼·帕切利）加冕的日子。中午时分，一名执事来到他身旁，将形状犹如蜂窝、饰有珠宝的皇冠戴在新任教皇头上，道：“请接受这三重冕，你是万王之父，是世界的统治者。”
然而，仪式结束后，一名德国派驻梵蒂冈的外交官却在私人笔记中写下了这么一句话：“非常感人和美丽，但以后大概不会再有了。”
庇护12世加冕的同一天，在纳粹德国首都柏林，阿道夫·希特勒正在检阅磨刀霍霍的士兵，并向战争纪念碑献花。随后，他便下令德军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。
庇护12世
3天后，布拉格街头已遍布代表纳粹的卐字旗，希特勒与数百名党卫军军官，趾高气扬地乘车驶过市中心的主要街道。教廷驻捷克人员急电通知梵蒂冈：所有口头或书面反对“第三帝国”及其领袖的人都可能被捕，487名当地耶稣会成员失去了人身自由。
德国兵不血刃地吞并捷克斯洛伐克，将欧洲带向全面危机。此前不久，希特勒还在慕尼黑会议上发誓尊重捷克领土的完整，英国首相张伯伦也为“我们时代的和平”背书。最终，德国人的出尔反尔令一切成为泡影。很快，波兰也开始动员预备役人员。3月18日，身在华沙的一名梵蒂冈使节汇报说：德国和波兰处于紧张状态，形势变得“极为严重”。
正如美国历史学家马克·雷布林在其新著《教廷谍影：教皇对希特勒的秘密战争》中所言，10个世纪以来，没有哪一位教皇像庇护12世一样，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登基。彼时，德国劳工阵线（一个附属于纳粹党的组织）领袖罗伯特·莱伊夸口说：“教皇选举也要在纳粹标志的影子下进行。他们必须寻找一个与希特勒合作的人，其他什么都别提。”
雷布林写道，政治危机造就了一位政治教皇。眼见风暴迅速在欧洲积聚，梵蒂冈的红衣主教们以惊人的效率召开闭门会议，选出了最有能力的人执掌教廷。登基前，庇护12世长期在教廷外事部门任职，处事老练，见识丰富。他曾骑马与普鲁士将军打猎，在晚宴上冷静面对国王们的咆哮责骂；以红衣主教身份，他不但积极与友好国家结盟，在敌对国家也有众多拥护者。简而言之，庇护12世与所有国家都有交情，但他从未向任何人卑躬屈膝。
事实上，庇护12世的血液中早就流淌着政治元素。他的祖父曾在教皇国的内政部主事，他本人接过大权后，视政治为另一种宗教。有趣的是，还被人称作帕切利主教时，他就开始展露出各种相互矛盾的特质：他走遍世界，懂得多门语言，却是个“宅男”，跟母亲一起生活到41岁；他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，不畏惧跟独裁者对质，在主教和牧师面前反而显得羞怯；他过着地球上曝光率最高的生活，被万千追随者熟悉，但他最好的朋友是一只金翅雀；他对陌生人敞开心扉，在朋友面前则常常陷入深思。对一些人来说，教皇“不是个有冲动、有感情、有激情的人”，但也有人看到他为犹太人的命运而悲伤。还有观察家评论说，他“可怜而又可怕”、“专横而又脆弱”。总之，庇护12世的一半似乎一直在对抗着另一半。
无论如何，整个二战期间，庇护12世的目光从未远离政治。一位驻罗马的美国情报官员曾注意到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国际局势，同时密切监督着梵蒂冈外交系统的各个角落。书写教皇手谕之余，他还评估过核武器可能的战略影响，认为它是一种“有效的防卫手段”。
当时，有不少人反对这位教皇关心世俗的权力，认为他花在政治上的精力太多了些，因为“教会的本质作用是拯救灵魂”。但历史经验表明，精神的作用与世俗的作用无法彼此隔绝，国家机器的力量时刻影响着教廷的行为和主张。结果，每一位教皇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名政治家。诚然，在理想状态下，教皇的精神作用不会与他的政治作用冲突。但如果真的发生冲突，哪个优先？对庇护12世来说，因为身处最血腥的岁月，做选择的难度尤其大。
1939年9月1日清晨6点，庇护12世被铃声唤醒。电话那头，一名红衣主教用颤抖的声音转述了来自教廷驻柏林大使的情报：“15分钟前，德军已进入波兰。”
教皇最开始显得很镇定，照常做完了日常活动。然而，根据一位修女的回忆，吃早餐时，他突然变得惴惴不安起来，从此开始节衣缩食，直至战争结束。
在马克·雷布林笔下，庇护12世身高1.8米有余，体重却仅有57公斤，原因就在于“道德和政治的负担太重”，让他的神经总是绷得太紧。教皇的辛劳被其副手多米尼克·塔尔蒂尼看在眼里，后者曾说：“这个人（庇护12世），由于天性、教育和信念，本性是十分热爱和平的，但他同样可以被称为"战争教皇"。”
梵蒂冈总试图在战乱肆虐期间表现出中立，因为对教廷来说，偏袒参与战争的任何一方，都有可能使部分信徒背叛自己的国家或信仰。真正的问题出在波兰的地位——几个世纪以来，它是天主教在信新教的普鲁士和信东正教的俄罗斯间的堡垒。于是人们看到，庇护12世承认波兰流亡政府，不承认纳粹保护国。换句话说，“中立”只是官方辞令，不代表他真正的立场。事实上，华沙沦陷时，教皇曾私下吐露：“你知道我同情哪边，但我不能明说。”
庇护12世也是《时代》周刊的封面人物
随着来自波兰的可怕消息持续扩散，初出茅庐的庇护12世意识到，自己非得出面发声不可。
10月，教廷接到报告说，波兰犹太人已成为入侵者的迫害对象，如此下去会有种族灭绝的危险。当月20日，庇护12世便发布了题为“黑暗笼罩世界”的声明，明确批评了纳粹对犹太人的攻击，称这种行为是“不合法、不被许可的”。他强调了人类的团结，这种团结不允许种族主义；此外，天主教会的精神、教义也强调，不存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别。
世界舆论一时间为教皇的坚定态度所吸引。《纽约时报》的头版大标题说：“教皇谴责独裁者、协议违反者和种族主义者。”一家由犹太人管理的电讯社也跟风评论道，庇护12世对极权主义者、种族主义者的无情谴责引起了震动——尽管人们普遍相信教皇完全应该就数十、上百万人的命运起伏表态，但在此之前，少有观察家认为他会发布如此坦率的声明。
对庇护12世来说，他在76年前发出了勇敢的誓言。但此后的历史发展证明，这一切终将会被认为是徒劳无功的。更让人诧异的是，直到1945年，他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第二次提到“犹太人”一词。纵使战争期间，同盟国的新闻通讯机构仍然赞赏他是一位反纳粹斗士，他的沉默却给天主教与犹太教的关系造成了深远影响，其真实意图至今无法得到解读。
随着时间推移，越来越多未曾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人开始指责庇护12世的沉默。眼前满是骨瘦如柴的尸体；妇女和儿童被迫相互残杀；成百上千万无辜的市民被囚禁起来，像牲口一样被屠戮，像垃圾一样被焚烧……针对这一切，庇护12世原本被认为应该持续发出谴责之声，可事实上，在史上最大的人道危机中，这位重要的道德领袖却表现得有些迷茫。
《教廷谍影》一书坚持主张，罗马教廷对纳粹主义的抗争并不仅仅表现在言语上，换言之，教皇不是单纯靠语言来主持公道的。1939年10月20日那天，当庇护12世把自己的名字签在通谕上时，他就陷入了另一场关于自我名誉的战争。后世的一些人无法理解他为何对纳粹如此痛恨，后来却又陷入沉默，似乎毫无作为。但很显然，一旦有朝一日，他在幕后的秘密行动被一点点揭开，再联系到他所有的公开言论，全部的相互关系是终归会显现出来的。
【代号说明】
“格鲁吉亚修道院”是一个比较无聊的代号，因为行动的最初创意来源于迈克尔·凯迪亚，一个生活在罗马的格鲁吉亚反共纳粹同情者想出，因此该方案被称为“格鲁吉亚修道院”行动。
可以看出，这个代号仅仅为了顺理成章，但丝毫没有顾忌行动的保密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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